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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建筑史才是真正的建筑史——矶崎新专访

1970-01-01 08:33:27 www.artchn.com 来源:艺术中国 已有人浏览 有0人发表了看法
[导读]...
      矶崎新被称为日本建筑界的“切·格瓦拉”,他超前的设计观念对日本、亚洲乃至现代世界建筑潮流都影响重大。1 2月24日,矶崎新抵沪,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。

  日本建筑师矶崎新自从去年在上海开办建筑事务所以来,便成了上海的常客。事务所负责管理在中国的十多个项目,包括中央美院新美术馆、深圳文化中心、上海艺术大酒店、九间堂别墅、四川安仁博物馆的日军馆等。12月24日中午,矶崎新又一次抵达上海,为喜玛拉雅艺术中心的工程设计作前期准备。

  当天下午两点,矶崎新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。之前,他曾以旅途疲劳为由,婉言拒绝拍照,但一面对镜头,他便向女助手要梳子梳头,直到确认头发整齐为止。

  作为与安藤忠雄、黑川纪章齐名的日本建筑大师,矶崎新像一个谜。自上世纪60年代起,他一直引领着世界建筑的先锋潮流,被称为日本建筑界的切·格瓦拉。

  此后,每隔十年,他的建筑思想就有一次大转变。在70年代,他进入“手法主义”阶段,即“叛变”导师丹夏建三的代谢派;在七、八十年代,他凭借自己的经典作品水户艺术馆和筑波中心,稳居“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”的地位;在90年代中期,他则倾向于表现主义,随后的作品越来越有未来主义色彩。

  在2002年上海双年展上,矶崎新不客气地给上海的建筑评分为“B”。他说上海只有建筑,没有艺术。在造型设计方面,上海只是一个胆小的巨人。2004年,在青岛“中国当代建筑文化论坛”上,他又指出中国建筑师效率高,是因为用了盗版CAD。在日本,他则因为意见尖锐,屡屡和政府对立,被很多项目拒之门外。

  矶崎新不仅是建筑师,还是雕塑家、艺术家、思想家。他自称世界公民,朋友满天下,从三宅一生、约翰·列侬、小野洋子、吉田喜重、三浦康平、埃里克·克拉普顿,再到哲学家德里达、福柯等,都是他的朋友。

  在矶崎新40年的建筑生涯中,有多个模型和设计作品“未建成”,并且这些作品的知名度比那些已经建成了的作品更高。在矶崎新看来,“反建筑史才是真正的建筑史。建筑有时间性,它会长久地存留于思想空间,成为一部消融时间界限的建筑史。阅读这部建筑史,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建筑与社会的对应关系,也是了解现实建筑的有益参照”。所以想理解矶崎新,得先理解那些“未建成”的作品。

  “在70年代,只有我一个人穿三宅一生设计的衬衫”

  B:请描述一下您的日常生活。

  A:早上在家看书写字,下午去公司,晚上参加社交活动,活动多数是去看文化界、艺术界的展览,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。

  B:听说您的夫人也是艺术家,她对您的艺术创作有影响吗?

  A:时尚、文学、思想、电影、音乐等所有领域的艺术家我都接触,但不接触政治家和实业家。夫人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认识了很多艺术圈的朋友。现在,世界上许多和我同一年代的艺术家,还有比我年长和年轻的艺术家,我都认识,并是很多人的朋友。

  B:听说您和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也是朋友。您说过自己是被误解了的后现代主义者,正如德里达是被误解了的解构主义者,为什么?

  A:在悼念德里达的文章中,我的确这样写过。80年代中期,外界对德里达的解构所作的解释曲解了他的本意。同样,我理解的“后现代”只存在于某个时期,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被认为是世界后现代主义的中坚,我对此很不满意。 德里达和我在上世纪70年代就认识了,关系非常好。1978年,我在巴黎举行了一个名为“间”的展览,那是一个关于东西文化的展览。当时,德里达和福柯都去参加了。在80年代,德里达曾在日本演讲,解释我的“间”思想,他解释得非常到位。很多建筑师跟德里达的关系很好,因为他用自己的理论体系来分析建筑,对建筑有很深的思考。

  B:您的衣服都是三宅一生(著名服装设计师)设计的?

  A:我和三宅一生是邻居,自从认识他以后,我就一直是这副打扮。在上世纪60年代末,他还没有出名,我就看好他一定会很有前途。我为他的书写序,把他的作品介绍到巴黎,在我自己的展览上展出。三宅一生是世界上第一个设计出没有领带的衬衫的服装设计家。我的衬衫都是他设计的。现在,几乎所有的建筑师的穿衣风格都是这样,但在70年代,只有我一个人穿他设计的衬衫。在60年代,我们受披头士的影响,穿得都像他们:裤子长长的,头发像爆炸一样。我那时也很嬉皮,打扮得很醒目,给人的印象就是经常换领带,好像家里有1000根领带似的。  

  B:您怎么认识小野洋子(列侬的妻子)的?

  A:她是我认识很久的朋友。最近,为了都林奥运会的开幕,我们还一起做了一个冰雕作品。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,所以经常被事务所的人指责,被拉回来做建筑。

  “1968年,我是‘毛主义’者”

  B:听说您不仅读过毛泽东的《矛盾论》,还向别人推荐?

  A:毛泽东对我的影响很深,当时我是个“毛主义者”,还参加过运动。“1968年”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,所有的事都处于矛盾中,就像毛泽东的《矛盾论》,所有人都在暴走。70年代之后,我就不这么认为了。在那之后,我的建筑观、生活态度等,一切都从零开始。就像“文革”之后的中国,很多年轻人觉得思想不连贯,很多东西必须重新开始。

  B:作为一名建筑师,您是如何融入到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的?如何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?

  A:我是“间接”地对社会发表意见,比如通过艺术、文学、哲学等手段,既表达自己的建筑思想,又表达对社会的意见。正因为如此,我和日本政府一直很对立。因为当我从文学等角度来解读建筑时,就会和政府有分歧。正因为如此,日本政府的建筑项目不允许我这样的设计师来参与。到现在,我还在和他们抗争。

  B:你这样抗争,是受到老师丹夏先生的影响吗?

  A:丹夏先生经历过战争,在战争时期,他非常反动,站在革命派一边。就他这一点,我虽然作为学生,但不太认同。战后,他变得温和了,一直在大学教书,和政府的关系也温和了。

  B:你答应樊建川先生在四川设计日军馆,为什么?

  A:日军馆展示的都是普通日军士兵的东西,都是反映人性的。

  B:你父亲是日本共产党员?

  A:不是共产党员,是受到共产党影响的人。以前,他在上海念大学时,结识的朋友都是日本共产党的成员。他还没有开始参与反抗活动时,他的朋友们就都被抓起来了,所以我的父亲没有机会继续。

  B:在你的家里,现在还有什么中国元素吗?

  A:我父亲很喜欢牡丹花,家里一直种。他也喜欢中国的毛笔书法。日本的艺术中,一直有两种精神在对抗和竞争,一是日本精神,一是中国精神,而我喜欢的艺术手法则是中国精神。

  “那些未建成的建筑,非常有意义”

  B:2000年,您设计的卡塔尔国家图书馆回应了您在60年代未建成的作品“空中城市”,这与您早年的“乌托邦”理念有关吗?

  A:当时卡塔尔国王看到了我的作品,于是想建一个,我觉得可行。那应该是“乌托邦”理念实践的一种可能性吧。 90年代,我接受珠海市政府的委托,在珠海附近的南海上设计了“海市计划”,那是一个人工岛规划,将是一个与现行政治、社会公认的各项制度完全隔绝的世界。那是最接近我的“乌托邦”理念的一个作品。

  B:您在70年代的代表作“天空城市”是否与当时日本新干线开通,以及你本人酷爱科幻小说有关?

  A:那是为大阪世博会设计的,设计时,我希望把世界上所有的科技都用上。我经常坐新干线找灵感,幻想自己读完了世界上所有的科幻小说。实际上,我一共读了100多本科幻小说。我喜欢的科幻小说家都是喜欢讲世界存在超能力的故事,这和印度的理想主义很像。说到科幻,我还想补充一点,美国虽然拍出了电影《星球大战》,但那不过是一个补充的神话,因为美国人没有“过去的神话”,所以只能补充未来。而神话在中国、日本、印度则都源远流长。

  B:80年代您的经典后现代建筑“筑波中心”由许多的历史碎片拼贴成的,比如米开朗基罗坎比多里奥广场等,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是否也体现了您的“未来城市就是废墟”的观念?

  A:并不完全是。废墟有两种概念,一种是现实中真正的废墟,一种是虚拟中、想像中的废墟。“筑波中心”是70 年代的想象废墟,这件作品里同时包含了这两种概念。

  B:西方建筑师库哈斯先生曾说过,您在90年代的建筑作品似乎是对城市更积极性的回应,而在80年代则很消极,为什么会如此不同?

  A:那是因为在80年代,我和所谓的日本化的东西对抗,比如表现日本民族主义的京都厅,后来我受到的挫折太多了,所以看上去比较消极。说得直白点,在80年代,我老在和别人吵架,在90年代,我开始讲策略,让自己更柔软一些,把根源挖出来一些,让一些具体的建筑方案可以出来,于是在建筑的可实施性上,下的功夫更多一些。而一些建筑,如“海市”计划,一开始我就知道那将是建不成的;那些未建成的建筑,却是非常有意义的。

  (感谢胡倩、韩晓峰、纪海燕对于本次访谈提供的帮助。)

  矶崎新简介

  1931年出生,1961年完成东京大学建筑学博士课程。

  1967年获日本建筑学会大奖,从此成为几十年来活跃在国际建筑界的大师,获奖无数。其作品多为大型公共建筑,设计风格尤以创新、有气魄著称。他近几年设计了大量作品,尤以美国弗洛里达州的迪斯尼总部大楼、日本京都音乐厅、德国慕尼黑近代美术馆、西班牙拉古民亚人类科学馆、日本群马天文台、中国大剧院方案竞赛等尤为著名。

  矶崎新是现代主义建筑向后现代主义建筑过渡中有力的实践者、思想者和推动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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